抗战实验区是抗日战争初期，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国民党和共产党合作抗日的特例。
抗日战争爆发后，在中国共产党不懈努力和全国各界强烈要求抗日的形势下，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中华民族团结抗日迎来了大好形势。中共豫西特委与国民党洛阳警备司令部、河南十专区（洛阳）专员公署密切合作，于1937年9月成立了党、政、军、工、农、商、学等行业参加的洛阳各界民众抗敌后援会以及其他救亡团体。这些团体利用各种形式，开展抗日救亡活动。
1938年夏，日军连续轰炸洛阳，洛阳形势日趋紧张，中共豫西特委向国民党洛阳专员李杏村建议，到农村武装民众，建立抗日根据地，一旦洛阳失守，可以组织群众武装抗日。李杏村身为专员，守土有责，完全赞同共产党的建议，就决定与共产党合作，建立抗战实验区，地点选在宜阳二区。宜阳二区在宜阳东北部的寻村、石陵、盐镇一带，区部设在宜阳石陵镇，其东部紧挨洛阳。
李杏村任命他的同乡主张团结抗日的洛阳师范教育长杨良甫为二区区长。杨良甫赴任前要求带一批人去。中共豫西特委从洛阳中学、复旦中学、洛阳师范学校动员20多名共产党员和进步青年于1938年6月随同杨良甫来到石陵镇。7月，中共宜阳县委恢复。共产党员武子卓（二区段村人）担任二区教育委员，根据中共豫西特委指示，中共宜阳县委书记张剑石特意交待武子卓要与杨良甫搞好关系，推动抗日运动开展。此后，中共豫西特委宣传部部长郭晓棠也多次到宜阳二区检查指导工作。
杨良甫到宜阳二区后，武子卓主动与他接近，进行多次交谈。武子卓向杨良甫介绍了共产党关于团结抗日的主张和一系列路线、方针、政策。杨良甫说：“共产党是中国的希望，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他对共产党提出的动员全国民众结成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共同抗日，以及坚持持久战、游击战的主张完全赞同，愿意同共产党合作建立抗日根据地。因此，在开展各项工作中，二人合作得很好，他们在创建抗战实验区工作中主要做了以下几项工作。
一是适应抗战形势，调整基层干部。杨良甫到任后，对全区基层干部进行了摸底，把那些对抗战热情不高的人撤掉，把他从洛阳带来的人派去担任联保主任、联队副、联保书记、保长、保书记等。如把水兑联保主任换成高殿军（共产党员）、寻村联保主任换成何大振（共产党员）、牌窑联保主任换成何向晨（共产党员）、留村联保主任换成贺连胜（进步青年，后加入共产党），其余三个——石陵、盐镇、段村联保的联保主任也换成了共产党员和进步青年。同时撤换了一批联队副、保长、保队副、甲长，使地方政权掌握在共产党和进步人士手里。
二是大力宣传抗日，提高民众爱国主义觉悟。他们利用离洛阳近、易于邮寄的条件，在寻村设立报刊发行站，向全区和全县发行大量报刊，这些报刊主要发往各地学校，使广大师生及时了解中共的方针政策，了解全国抗战形势和各地军民英勇抗敌事迹。他们通过举办报刊、出黑板报、张贴标语、组织歌咏队等方式广泛进行抗日宣传；在寻村、段村、梁村、盐镇等地办农民夜校、农民识字班、义务学校、读书会、民生合作社等进行抗日救国教育；大唱抗日歌曲，组织抗日宣传队，到处演出；还组织教育观摩活动，以推动全区抗日救亡运动的顺利开展。
三是举办壮丁训练班，为武装抗日做准备。1938年夏秋之交，由区部统一部署，以联保为单位，从保、甲抽调出青壮年进行军事训练。如由牌窑联队副崔贻钦（后加入共产党，曾任宜阳二区区委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中共中央机关事务管理局局长）负责，抽调各保青壮年在八关寺训练，每期150人，共训练了5期700多人，全区共集中训练常备壮丁4000多人。每期都设政治课和军事课。政治课进行爱国主义教育，讲日军的罪行、团结抗日的重要性、抗日英雄事迹等；军事课除了讲持久战、游击战术、战斗战例外，还进行步兵练习，学习瞄准、射击、投弹、匍匐、利用地形地物等。区里还送给各联保400多支步枪，帮助建立地方武装。
1939年开始，国民党推行积极反共、消极抗战政策。1939年1月，国民党洛阳专员李杏村因与共产党合作抗日遭国民党顽固派攻击，抗战实验区被迫停止活动。抗战实验区工作虽只进行了半年，但做了大量工作，对唤起民众抗日起了重要作用，为以后中共在这里开展抗日活动创造了有利条件。
抗战实验区工作停止以后，杨良甫仍任二区区长，他与武子卓仍然保持良好关系。在杨良甫和武子卓的掩护下，中共党组织先后在二区的梁村、耿沟、王坑、北召设立据点，中共豫西省委书记刘子久、副书记王志杰、宣传部部长郭晓堂、中共宜洛地委书记韩达生以及地委委员曲乃生、张剑石、蔡迈轮、贺崇声等重要干部多次来到这里召开会议，办党员训练班，印刷文件，办《七七小报》，指导豫西的抗日救亡活动和其他工作，这里成了中共党组织的重要工作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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