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9月，国共关系十分紧张，与我党关系较好的国民党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卫立煌，因中条山战役失利正受“弹劾”，国民党特务加紧了对洛八办的监视和盯梢。根据八路军总部的指示，洛八办精简了机构，有20名工作人员要撤回位于山西的八路军总部。这批共产党的工作人员如何渡过国民党控制森严的黄河渡口呢？洛八办的领导同志想起了朝鲜义勇队。
1910年，朝鲜成了日本的殖民地，朝鲜的一批爱国志士纷纷来到中国，建立了许多反日和争取朝鲜独立的组织，不久这些组织统称朝鲜义勇队。这个国际性的反法西斯组织，直属国民政府军委会政治部领导。义勇队二分队来到洛阳后，属第一战区司令长官部领导，而队长文正一的共产党员关系，却在洛八办。
经过一番艰难的工作，文正一在长官部以朝鲜义勇队的名义，为洛八办撤离人员办理了护照和过河证。一天晚上，文正一和其他四名朝鲜义勇队员按约到了南关的河神庙，洛八办撤离人员随后到达。决定这支“朝鲜义勇队”由文正一任队长，洛八办党支部书记郭达光任副队长。大家换了服装，佩戴上朝鲜义勇队的胸章和证章。为了应付盘查，洛八办的撤离人员学习了简单的朝鲜话和歌曲，第二天拂晓，这支朝鲜义勇队就向黄河铁谢渡口出发了。
铁谢渡口当时是洛阳附近唯一的黄河渡口。国民党为了切断八路军华南根据地和延安的联系，过河人员不仅要有过河手续，还要一一盘查。当这支队伍临近铁谢渡口时，大家的心情不禁紧张起来。经郭达光建议，全队唱起了朝鲜歌曲。
渡口守军看到一支队伍唱着歌走来，有人钻进工事准备战斗，有的荷枪实弹进入哨位。这支队伍走到离哨卡还有三十米的地方，守军一名军官就让队伍原地停下，让队长上前接受盘问。
军官问：“哪一部分的？”
文正一答：“朝鲜义勇队第二支队第二分队！”
“什么？朝鲜？你们都是朝鲜人吗？”
“是的！”文正一镇定地回答。
等走近后，那个当官的看清了文正一胸前有中、朝、英三种文字的朝鲜义勇队证章。文正一也看清了他的胸章，这是某军第四十七师的一个中校团副。
“到哪里去？”“山西陵川！”文正一边说一边把长官部签发的通行文书递给他。中校团副想山西陵川是国民党离八路军驻地最近的防区，这支部队可能有特殊任务，看看文书没有发现什么问题，就说：“让你的人过来吧，挨个验证。”
在文正一去交涉的空当，郭达光从队伍前向后走去，看似像在巡视队伍，其实是在低声嘱咐大家：“待会儿验证，不要紧张，没事的就用刚学的朝鲜话聊天，不管说些什么，只要他们听不懂就行。”这时文正一示意大家过去。郭达光利用两路变为一路纵队的机会，有意让四位朝鲜同志分散开在队伍中间。队伍成单行向入口走去，开始验证。
验证的是几个士兵，他们接过证件，看看年龄、军衔，再看看护照和过河证是否相符，一般也不过多询问，就算过了。已经验过的和在等候的同志都看似很轻松，仨俩地用朝鲜话低声聊天，有几个人觉着只说这几句话不过瘾，或者是总反复这几句话怕露出破绽，就开始自编起朝鲜话。原来有些紧张的几位女同志听到后就低声笑起来，后来实在忍不住就大声笑了起来。这引起了那个团副的注意，他一脸狐疑地喊道：“停！”转身就问文正一：“你们为什么有这么多女兵？”当时，在国民党的一般部队里是没有女兵的，只在机关和卫生队里才有。现在这支队伍是上前线，又不像卫生队，所以引起了他的怀疑。文正一用很蔑视地口吻反问：“我们是直属军委会政治部搞宣传的部队，为什么不能有女兵？想知道我们是做什么的吗？就打电话到长官部问郭参谋长！”由于卫立煌被“弹劾”，第一战区的公务暂由卫立煌的参谋长郭寄桥主持。而郭寄桥和文正一是黄埔同学，两人有很深的私交，这就难怪文正一底气十足了。这个团副哪敢越级向上询问呀？于是就气急败坏地对部下摆摆手，那意思是：快查，赶快把他们打发走算了。
过了哨卡，大家登上停泊在岸边的大木船，向北岸划去。队伍过了黄河，经济源，过沁阳。这一带，日军只在城镇和重要交通线上有驻军，广大的山区力量就十分薄弱。队伍中有洛八办的交通员，对这一带的情况很熟悉，他们引领队伍，穿过晋（城）博（爱）公路和日军封锁线，最后来到国民党军最北端的防区陵川。在将要到达通行文书指定的目的地时，队伍离开大路，从小路一直向北，进入八路军的防区。经过十余天的行军，队伍终于到达了八路军总部所在武乡县王家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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